80后小伙创办中国最大农民合作社,为乡村振兴下跪员工、累白了头


鞠利老家信阳,农家子弟,投身农业十余年,现为河南农便利有限公司的董事长。他曾参与创办过近年来中国最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,并因创业背上数百万债务。
他头型方正,肚子微挺,说话不紧不慢,走路不慌不忙,聊起乡村建设娓娓道来,头头是道,言谈举止中,全然没有企业一把手的霸气,只有知识分子的和气。
虽然只是80后,但鞠利的头发已经花白,只是笑容时常挂在脸上,有些苦涩,有些自在,又有些通透。“别人大学毕业后是一辈子,我就像过了十辈子”,鞠利说。
韩青 | 文
为搞好农业戒酒戒肉
给全体员工下跪
上次见到鞠利,是前往灵宝弘农书院的路上,他作为实践专家受邀为爱故乡的学员培训。
郑州东站的高铁发车时间是七点五十,要排队检票了,他还没有赶到,我只能先行上车。发车前两分钟,鞠利才慢悠悠地踱步走进车厢,手里拎着个塑料袋。
“你可真够准时的,出差就带这些东西啊?”
“嗯,省心!”鞠利应道。塑料袋只带件衣物和充电器,电脑纸笔一概没有。
没想到,晚上讲课时他却惊艳全场,气场十足,ppt做得最为漂亮细致,乡建的专业知识也信手拈来。怪不得不着急,没行李,原来要带的东西都在肚子里了。
不着急,是鞠利给我的第一印象。但我不禁好奇,身背百万债务,还是拖家带口,真的不会心慌吗?我可是拖上两篇稿子就整天心神不宁,朋友圈都不敢轻易冒泡的。
“赚钱,从不是我的第一追求。”鞠利不回避他的债务,他说到,现在公司的咨询业务已经走上正轨,他的顾问费已经足以维持生计,“还是要追寻梦想。”
其实,他并不缺少赚钱的能力,只是比起赚钱,他更喜欢“折腾”。为了折腾,他放得下钱财,放得下面子,还放得下美食——这对信阳男人来说很不容易。
鞠利说起,在中州大学读书时,他就通过打工兼职、超市倒货赚了二三十万,学费、生活费都是自己挣的。有钱了,自然会改善生活,在外租房,请朋友一块做饭喝酒,“郑州的所有ktv都去了一个遍”,不亦乐乎。
刚毕业时的鞠利
不过后来一车货物被人拉跑,投资朋友的网站失败,挣的二十多万又全赔了进去。出校门时,身上只有五百块钱。
后来去北漂,在一家公司做到了营销上的大区经理,月薪过万,但几年后发现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,又回到老家信阳,在山信集团管销售部,刚开始月薪只有七百。
几年后,他已是公司骨干,被派出去留学两年,月薪也早已过万。一次回家,他发现村里的亲戚年老贫病,无人照管,觉得只在公司挣钱并不能改变社会,决定投身农业创业,去到泌阳以总教练的身份联合一批致力于农村事业的伙伴,创办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。
在合作社最难的时候,一次员工总结会上,面对全体员工,鞠利说到动情之处,扑通一声跪在地上,“大家都没想到,当时我就跟打了鸡血一样,觉得自己真的有改变农业现状的能力,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,就能够为改变中国的农业尽一份力,为三农问题找到一个出路。”
那次动员过后,合作社坚持了下来,越做越好,规模做到了全国最大:从2012年年底的20多人起步发展到员工200多人,社员6万多人,下游合作社100多家,遍布泌阳8镇11乡。央视新闻联播都对此做了报道,知名三农专家温铁军还派团队专程前往调研。
“那时年轻,还立下志向,戒酒戒肉,剃了光头,搞不好农业不吃肉……”鞠利回忆。
“那现在吃了吗?”我看看他的肚子。
“现在早吃了,因为发现农业好不好,和你吃不吃肉、喝不喝酒没有关系。”鞠利笑道。
这次放得更彻底,连“我执”都放下了。喝酒吃肉后,鞠利的身材和思想都开始成熟。
现在给人的感觉,就像是一位历经沧桑、看破红尘的得道高僧,就差在身边挂上弥勒佛旁边的那副对联了——“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,笑口常开笑世间可笑之人。”
泥土里摸爬出的乡建专家
泌阳的合作社试验最终没有成功,大股东挪用资金投了房地产,是个四线县城,遇上前几年的滞销,血本无归。鞠利无能为力,只能撤出来自己创业,尝试各种跟农业相关的项目。
高峰时期,公司有上百号员工,投资了十来个项目,但因为没有现金流,各个项目陆续开始出现问题。以鞠利为主的农业项目,有公司原本计划投资原一千万结果只到账百十万,花出去的钱,却不止这些。
作为创始人和股东的鞠利,只能自己想办法填上这个窟窿,从家人和朋友手里筹钱,也为此背上了百万债务。那些天,他没有一个晚上能睡好,甚至想过结束生命,不出半月,他的头发就已愁白。
他想过放弃,但上有老下有小,家人的信任和支持让他挺了过来。时隔十年,他再次回到郑州,感召了一群小伙伴,一无所有之下再次创业,注册了农便利有限公司。“创业十次,屡败屡战”,鞠利苦笑。
创业的失败没能打垮他,而这些经验教训经过梳理、经过升华后,又化为宝贵的知识财富,鞠利也成为乡村建设领域的资深实践者,并为一些地方如林州、民权、南乐、海南五指山等地提供农业咨询服务。
和象牙塔中熏陶出的学者不同,鞠利不是科班出身,也没有相关著作,而是从泥土地里摸爬出来的专家,靠着自己的实践经历行走天下。
“你看到的ppt,修改了不下上千次。”鞠利说,每做出一版,都发给三农领域顶尖的专家学者,如中国人民大学的仝志辉教授,中国农业大学的何慧丽教授,中国社科院的杨团研究员、周长林研究员,农业部信息中心原主任郭作玉,新农村建设专家梁军等,都是他在做合作社之后结识的师友,麻烦他们提出修改建议。每有一个新的案例或政策出来,他也会及时加入并优化。这个ppt,也因此蕴含了对三农问题的最权威解读和解决问题的最前沿动向。
至于演讲技术,也是后来练出来的。2011年被山信集团送到马来西亚学习之后,鞠利开始找各种可能的机会里去挑战自己,上台演讲。在这之前,他一次公共场合分享的经验都没有。因此,哪怕台下的听众听着听着都走光了,他也鼓励自己,坚持讲完。
他不会在台上讲什么理论,更看重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决,说的都是一些大白话。他说到,农村的问题不只是经济学问题,更是社会学问题,先要让农民有自信,有归属感,有凝聚力。
那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呢?“人叫人动人不动,利益调动积极性”,鞠利说,先要通过村庄公共建设、公共服务让农民尝到甜头,看到希望,接下来再发展集体经济。
这其中又有很多技巧,比如,怎么统一群众思想,鞠利挥挥手,“不需要统一,人的思想很难改变,我们只需要商定目标”。
再如,如何和村民沟通,“你要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啊,不是我们想做什么,而是他们想要什么”,“乡村工作需要四种语言,政府的,企业的,学术的/传播的,老百姓的,最难的就是老百姓的语言。”
在鞠利看来,未来是属于乡村的,城市被污染、被折腾得太厉害了,越来越不适宜人的居住。而农村要想发展,必须要经历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,强化集体经济。
乡愁已经成为生命的底色和原动力
鞠利对自己的定位是乡村“幕僚”,乡村建设的协作者,辅助当地的一把手激发村民的积极性,规范村庄治理,壮大集体经济。
这一定位,决定了少不了和一把手打交道。至于如何打交道,鞠利用俩字概括,随缘。既不迎合,也不拒斥。他上来会问对方三个问题,这个村子/乡镇是谁的,谁来建设,准备建成什么样。只有就这三个问题达成共识,接下来才有合作、开展项目的可能。
现在的鞠利在全国各地到处奔走,宣扬他的那些乡村实践理念。前两天才飞到海南讲课,这两天又去雄安新区调研,回到郑州便去合作的项目点驻扎。每天不是在乡村建设的现场,就是在去往调研乡村的路上,就像春秋战国时的士人周游列国那样。
出差路上,他时常想起自己的家庭、自己的过去:
母亲因躲避计生东躲西藏,历经艰辛才把自己生下来,并取名“胜利”;小时候住在破草棚里,父亲为筹集姐弟两人的学费,做木工、卖鸡蛋、逮老鳖,什么工作都做,房子都是父亲花一年时间自己盖成的;小学离家三公里,无论寒暑母亲每天中午送饭。大雪天走到水库大坝时滑下去,扭伤了脚,仍然坚持把烧饼暖在怀里,带到学校。
“看到妈妈走路一瘸一拐的,问怎么回事儿,她只是说没事儿、没事儿......“回想此事,鞠利仍不免动容,“打小我就喜欢吃豆腐,当时家里穷,我妈每周都要步行十余公里去姥爷家拿回三四公斤豆腐,为的就是家里能改善一顿生活!”
对很多人而言,乡愁只是淡淡的思绪,但对鞠利来说,却是生命的底色和原动力。
他希望能碰到更多同道中人,一块把农村建好,为了老百姓,也是为自己找到一个归属。“乡村才是未来的方向,我们或许没有责任去建设别人的家乡,但有义务建好自己的家乡”,鞠利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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